2010年代初，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對我國家具業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同時我國家具業自身的發展也要求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型升級，全面地實現現代化。因此，我國家具業的轉型升級問題更顯緊迫和必要。
我國家具業的轉型升級問題
我國家具業的構成十分復雜，雖然近幾年來自北至南的產業區，在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方面趨于同質化，但是總的來說是南高北低，東高西低。即使在同一地區，不同類型企業的裝備及管理水平也相差很大。
我國家具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在全國8萬家企業中，規模以上的企業（年主營業收入2000萬元）約為4500家，占比不到10%，年產值超過億元的企業更不足5%。眾多的中、小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取向也千差萬別，這就決定了不可能用一種模式來實現現代化的轉型，必須因地制宜地根據不同情況務實、漸進地推進現代化轉型。為了使問題簡化，文中僅把企業劃歸成兩大類型，即大型企業（年產值在億元以上）和中、小型企業（年產值在億元以下，當然其中有非常復雜的情況）。
中小型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大型企業的高新技術改造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目前我國的中、小型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資源稟賦。因此，中、小型企業必須采取不同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的轉型。
在我國家具業集中的產業區中，目前已開始出現產業集聚的趨勢，廣東深圳、山東臨沂、浙江溫州（蒼南）、安吉、江蘇海安、成都新都等都在籌劃或實質性啟動或已建成工業（園）區。這是我國家具業發展的一種新模式，通過“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來實現工業化經濟，從而進行現代化的轉型。
（1）產業集聚中的產業鏈
產業的集聚必將產生新型的工業群或工業區。這種工業群（區）的特點之一，就是擁有較完整的產業鏈。家具是一種最終產品，它的產業鏈包括上游產業如木材加工業、人造板業、皮革業、紡織品業、金屬制品業等，配套產業有膠粘劑業、涂料業、五金業、裝飾材料業等。因此，如何與上游產業、配套產業合作，甚至利用經濟地理優勢，把這些相關產業在可能的條件下進行整合，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臺升公司建立華東工廠，其中劃出差不多一半土地來設立配套產業的工廠，并利用浙江嘉善本地的木材加工業和人造板業，形成與上游產業和配套產業互動的巨型家具工業園區，是一個可供借鑒的例子。
（2）工業（園）區中企業及中介機構的形式
在集聚以后形成的工業區（園）中，企業是最終決定其發展的力量。企業的動力、活力、創新精神、約束機制和由此形成的市場競爭力，是工業群內在增長的核心。
工業區（園）中的企業要進行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必須打破企業間壁壘分割的產業組織結構，即形式上在一個區域內集中了大批“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同行業企業，但專業化組織程度很低。工業區（園）要實現由終端企業、中間企業、配套及服務類企業組成的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企業群，并與中介機構共同構成有很強“自組織能力”的系統或社會網絡。
終端企業是直接面對外部市場的關鍵性的企業，因此它必須負責設計與銷售兩頭；同時它又是產品的總裝企業，所以它必須具備控制產品質量的能力和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務，保持工業區生產系統與外部市場之間的相對穩定關系。
中間企業是生產零部件或配件的企業，在工業區中，每一個特定的或某幾個生產過程或輔助的工序由它們完成。中間企業是重要的，這是因為它們掌握著大部分工藝技術訣竅，并有能力以多種創新的方式來運用它。
配套及服務類企業。家具業的配套產業有多種，如五金業、涂料業、裝飾材料業等，而服務類企業如運輸企業、信息咨詢企業乃至餐飲業等，它們不僅為主體產業提供各類服務，而且增加了大量就業機會，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繁榮。
不同形式的中介機構，它們以地方政府為中心。這些中介機構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由政府委托的機構，諸如協會、服務中心、商務處、銀行、培訓機構，來處理有關工業區與當地經濟的業務。
（3）產業集聚后的內生增長機制
產業的內生增長機制是需要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如何妥善處理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是關鍵。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進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企業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以效益為目標創造經濟增長；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間提供信息、溝通、自律、公證等服務。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協調、互動才能形成區域經濟的內在增長機制。
（4）在內生增長機制中協會的地位和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政府、企業、市場與社會組織相互聯動的“四元結構”。從新制度經濟學的組織理論分析，政府和企業同屬層級（科層）組織。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在純層級組織和純市場組織之間，有一個寬廣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上有著多種“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從市場經濟體制演進發展的趨勢分析，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這些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可以說是整個經濟體制組織中最有活力、最富于變化的部分，它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趨加強。
行業協會是典型的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之一。它應是企業為本行業的利益和發展自愿組織聯合起來，企業層級組織逐步市場化的一種組織形態。因此，行業協會決不僅僅只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中介，它還是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組織、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組織、市場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中介。我國進入WTO后，市場規則正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行業協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甚至還是企業、行業與外國政府、跨國公司、各國經濟組織、各類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中介。總之，行業協會作為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其中介的對象包括開放性市場結構中所有的體制性組織，乃至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人個體。
行業協會的職能是在適應市場經濟運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美國、英國等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形成的以企業自發組織和自發活動為紐帶的“水平模式”的行業協會；日本、德國等帶有較強政府行政管理色彩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則形成了政府的行政作用參與其中，大企業起主導作用，中小企業參與的“垂直模式”行業協會。雖然它們各有差異，但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功能大體上還是一致的：提供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社會和政治情報信息的信息系統功能；政企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行業組織內部等多向的協調功能；制定行業標準、實施特殊監督等參政功能及其他專項職能等等。
許多行業協會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為能幫助成員單位共同發展，在為企業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甚至還形成了參與競爭、經營發展的職能。
在工業區中，協會扮演的角色將更加重要。它實際上是工業區這個微觀的社會系統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各個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的利益通過它來調節，化解矛盾，增強凝聚力。例如意大利的經濟學家認為在工業區內必須強調協會的作用，理由是：
第一，為了使工業區內各個基本的工業部門與地方的政治和管理機構對工業區長遠的發展目標進行討論和對話，求得實現這種目標的途徑；為了協調各個承擔方的利益，各方的可信度和發展模式；為了促進各個工業部門的委托方完成這個目標，以擴大從屬于地方生產系統的意識。
第二，為了在任何時候建立和保持當地勞動力的供求平衡，確定地方性的共同的成交條件是必要的，它們對于協作是至關重要的，有利于在工業區內企業創新競爭力的提高，而不是擴大在契約上對勞動力供需雙方可能存在的約束力不強的傾向。
第三，對于提供特定的團體利益，地方的凝聚力有助于找到一個制度性的解決方案，諸如組織為促銷地方性的產品的貿易展銷會，或者是為培訓技術工人建立學校等。這種團體的利益取決于具體情況，它對開創和提高當地產業的競爭力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團體的利益溝通了外部經濟，提高了現有企業的生產率，降低了進入新的貿易領域的門檻。
（5）工業區（園）必須加強誠信與社會信用建設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同時，我國信用體制正面臨著轉軌。在傳統體制下，信用資源由政府獨家掌握，政府是唯一的信用主體。政企不分使得企業之間，企業和銀行之間，甚至企業和職工之間的關系、直接或間接都體現為與政府的關系。那時企業、銀行等并不是獨立的主體，自身沒有什么“信用”可言。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產權主體、利益主體多元化了，資信的主體正在發生變化。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都要有自己的信用。我們正在經歷這個艱難的轉變過程。
實踐證明，一個地區如果失去了信用基礎，將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盡管個別地方、個別企業和個人可能由于制假販假、逃廢債務、合同違約、擔保不執行、虛假披露、侵犯知識產權、偷稅漏稅、行賄受賄等給自己帶來一時好處，但整個地區要為失信行為支付巨大的成本。
意大利經濟學家在談到工業區的誠信問題時也指出：“在工業區內，一種類型的誠信是由于它屬于同一社區的，所以其于分享的價值和行為規范是長時間的社會和經濟實踐所形成的，它們對于任何時間都是有效的。另一種誠信是根據代理人之間多次的來往形成的，互相的溝通也十分容易，在相互間的貿易中可以預期到收益。第一種類型的誠信可以看作是一種集體的資源，它的恩澤遍及工業區中的每一個成員。第二種類型的誠信更應該看作是一種個人的資源。”
我國家具工業區的誠信意識和社會信用建設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做出長期不懈的努力。因為工業區中的個別企業的不誠信會帶來整個工業區信譽的損失，所以對于工業區而言，誠信和信用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在我國家具業現代化的轉型中，中、小型企業可以產業集聚的方式，實現“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來建立現代產業體系。眾多的中、小型企業如果能以這種“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方式來形成工業化經濟，同樣能具有高度的競爭優勢。我們可以借鑒國際的先進經驗，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創造性的應用來實現中、小型企業的現代化轉型。期望全行業勇于改革，銳意進取，大膽創新，為實現我國家具業的全面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努力奮斗。
